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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生态 胡延平的博客

互联网,影响和改变我们生存环境的数字化世界

 
 
 

日志

 
 

对话张树新:互联网信息化产业重组与资本机遇(一)  

2009-08-02 18:48:18|  分类: 对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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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  
 
  离开瀛海威后,张树新创办了联和运通投资控股公司,联和运通的经营模式何投资理念如何?互联网周刊总编胡延平独家采访了联和运通投资控股公司总裁张树新。

 

  第一部分宏观思考

 

  从大系统出发思考问题可得到更清晰的答案

  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杠杆去撬动和重组中国巨大的传统资源,从而使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与跨国企业对接,不仅是中国传统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现必须做一些宏观层面的思考,因为中国的所有重大投资机会几乎都与改革开放、重大政策变革行为有关。所以需要从信息化、资本市场角度分析一下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变迁、产业结构的各种重组、市场资源的各种流动

  胡延平:我注意到过去以来您一直在坚持和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杠杆理论,包括这一次联和运通正式亮相之际,您也再一次讲到: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杠杆去撬动和重组中国巨大的传统资源,从而使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与跨国企业对接,不仅是中国传统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的历史责任。

  张树新:是的,仅就信息技术杠杆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而言,一方面是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信息化所带动的产业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改造以及社会变革之间本质上看是一种相互促动、交叉融合的关系。信息产业本身是工具,没有人使用路由器,电信设备提供商就会垮掉,没有人打电话,电信公司就会关门,就是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相互驱动的关系。再进一步仔细分析,大的电信公司不是IT企业,但是它往往有很多订单,IT定单,IT产业就会跟着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信息产业能够与传统产业变革和改造的接口部分产生相互价值交换,就会反过来支持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

  胡延平:创业投资是一个推动资金、技术、产业相互结合和转换的过程。创业投资的成功在于投资者、管理者、企业家联手,实现资金、人才、管理和技术的最佳优化。所以,创业投资是一个必须面对多个环节、多种复杂因素的动态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对各种各样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作出考量。

  张树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许多产业、市场、投资问题,如果大家从大系统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可能会得到更为清晰的答案。我是想了很久,开始时有很多困惑。为了想清楚这些问题,读了很多书,甚至从经济学基本名词,从金融历史读起,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读起。

  胡延平:的确,把握中国信息产业以及信息化发展方面的问题,不能脱离它所依赖的、已经持续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环境。

  张树新:在决定中国新经济发展基本面的所有重大因素当中,尤其应当关注需求、技术、资本、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作用。所以,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公司内部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认真的思考了公司的未来,讨论今后两年我们在中国要做什麽。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做一些宏观层面的思考,因为中国的所有重大投资机会几乎都与改革开放、重大政策变革行为有关。所以我们需要从信息化、资本市场角度重新总结改革开放20年,分析一下在这20年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变迁、产业结构的各种重组、市场资源的各种流动。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最近也一直在和很多人交流这方面的心得。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中国社会经济在改革开放头20年发生了什么,后10年将会是什么样子。在后10年的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杠杆将会起到什么作用。

  实际上,联和运通的公司理念和投资哲学,正是建立在通过对上述基本要素的反复求证,特别是通过对与此紧密关联的改革开放、资本市场、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发展历史全程和长期趋势进行认真分析和归纳之上的。

  改革开放、WTO和信息技术是中国经济三条主线

  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了20年,目前才进入深水区和市场化的攻坚阶段。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同时来的,而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原有资源按照未来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的更有效的分配,这种重新分配、经济再造过程就是新经济的基本源头

  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体制为主的国家,中国大部分的行业资源,尚处于体制内的垄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思考,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新经济

  胡延平:对全局性问题的宏观把握一直是你个人非常鲜明的一个风格。如今在投资领域,这样的大局观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可能都更加重要。

  张树新:作为长期身处信息技术产业里面的企业经营者,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求解一些问题。这个行业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未来永远是那麽的不可知,企业的问题每一天都是战略问题。我们永远很想知道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们在哪个行当中,这个行当的作用是什么,这个行当未来存不存在,它的理性基础是什麽。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生存的哲学基础存不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企业早晚会完,如果存在我们就一定能够坚持到底。这些一直是我思考问题的宏观基础。

  胡延平:你有哪些基本结论?

  张树新:我们认为,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WTO和信息化三大经济要素构成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如果从这三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这20多年,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三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看资本市场,看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对于国家的产业创新的支持。第二个逻辑是信息技术及信息化,看它对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宏观影响。第三个就是看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具体表现为不同经济成分比例的消长,有多少外商投资,投资结构如何,有多少产权结构清楚的经济成分,国有企业比例的前后变化等等。

  胡延平:总体来看这三个方面分别处于什麽样的发展阶段?

  张树新: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了20年,目前才进入深水区和市场化的攻坚阶段,正在触动国有企业和传统资源的内部层面,改革初期所有被小心翼翼绕过的问题都必须作出正面回答;其次,WTO后中国经济不仅要全方位地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办事,WTO后中国主流经济是否能够软着陆和平稳过度是所有中国资本运动的参与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再次,信息技术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巨大调整,正在被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主流经济成份所重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已经被作为基本国策写进了“十五”大报告,如何具体实施这一策略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目前看来,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提升,以及全球化价值链下的重新分工,对整个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同时来的,而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原有资源按照未来经济结构、经济模式的更有效的分配,这种重新分配、经济再造过程就是新经济的基本源头。我一直在想中国有没有新经济之源。新经济和旧经济之间可不可以良性互动从而促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

  胡延平:新经济曾经被称之为“伪理论”,有关新经济的有与无争论也非常之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所指称的新经济其实都不是同一种东西。所谓的讨论并不在同一个范畴和层次上。所以出现各执一端的情况也在所难免。如果我们不是从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而是从产业市场小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新经济这种局部现象,就会发现它主要指称的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再进一步讲也包括信息技术扩散带来的传统经济的局部质变。但是这种质变目前相对而言不是最主要的,所以新经济目前首先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经济成分,并不意味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交替。从这个角度看,新经济是存在的,而且前景可观。

  张树新:新经济是一个大家讨论已久的问题。我并不想讨论它在经济学层面的意思,只想说说它在中国国情层面的意义。这方面有两个角度,其中一个是产权制度,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体制为主的国家,中国大部分的行业资源,尚处于体制内的垄断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思考,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新经济。另外,与全球发展同步,这一新经济是指其领域及增长潜力来自于新兴市场,就是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和可能的商业模式改革带来的一种新兴市场模型。

  信息化带动产业重组过去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生

  假如新经济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传统资源按照未来经济模式的再分配,那么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资源和要素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是不可完全流通、公平重组的,这种分配也是不太可能充分展开的,那么信息技术的第一个巨大作用,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传统产业发展本身在很多地方连市场化应该具有的一些内涵都没有,所以不要提信息化了,我们的传统经济在很多地方是非市场化的。因此在一个没有公平、公开、流动、有序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当中,信息化的重组作用不可能发生

  胡延平:刚才你讲到你一直在想中国有没有新经济之源,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中国的特色和国情是非常重要的参照系数。如果反过来拿两个国家的新兴产业发展情况做一下比较也可能非常有意思。

  张树新: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发达国家是在怎么样一个完备的商业市场和资本市场状态下发展其新兴产业的,信息技术对什么样的行业和相关生产力、产业结构的提升产生了大的作用,并最终形成了大量行业战略调整,带动了90年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果简单理解,可能就是纳斯达克股市,可能是一个大的公司的创立,可能是出了一个微软,可能是十年以后波音已经全部采用数据技术,一统飞机制造业天下,可能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多内在的关联性,数字经济白皮书很早就讲的非常清楚。

  胡延平:产业重组、结构调整、经济升级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由新兴产业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一个相对发达的信息化基础和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商业环境。就是你所讲的必须要有一个完备的商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驱动力、催化剂和调节阀。

  张树新:对应美国的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过去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谈到中国的时候,在关注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动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的地缘、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当新浪手里拿着1亿美金,当新浪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新传媒的时候,他有没有条件收购中央电视台,当一个新的靠IT技术创立的电信公司,不管它叫什么,它有没有权利由他董事会作主收购一个地方电信局。答案当然是没有,这一点是和西方完全不同的。

  Internet在美国和中国都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极致的发展形式,但是这两种形式之间完全不同。在美国我们看到大量的产业、资源重组,这些重组可以表现为新电信公司对原有的电信资源和市场的瓜分,也可以表现为信息技术对于大量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提高。我们在这里可以假设,假如雅虎在市值最高的时候收购了迪斯尼,假如亚马逊在市值最高的时候收购了沃尔马特,新经济就全部落地了,现在新经济是部分落地。我们看到信息化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通过重组作用来体现的,就是说它的作用来自于重组,对应一下中国,中国也发生了这样的融合吗,中国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胡延平: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张树新:假如新经济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传统资源按照未来经济模式的再分配,那么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资源和要素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是不可完全流通、公平重组的,这种资源分配功能也是不太可能充分展开的,那么信息技术的第一个巨大作用在中国是不可能充分发生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非常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没有公平、公开、流动、有序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当中,信息化的产业重组作用不可能发生。大量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放,与国企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传统资源的开放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而是一个产权制度变革问题。外资进入中国参与国企改造的政策已经颁布,相信这方面今后将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中国什么时候能完成主流产业的市场化改造,还需要看一看再说。过去很少有人去讲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传统产业发展本身在很多地方连市场化应该具有的一些内涵都没有,所以不要提信息化了,我们的传统经济在很多地方是非市场化的。

  国企战略性调整可以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杠杆

  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有两个杠杆可以利用。第一个杠杆是产权制度,让民营企业和外资大量进入各个产业领域。第二是信息技术杠杆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两个杠杆往往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大量国有资源处在半封闭、半市场化、半沉淀状态。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利益主体之间既要融合重组,也需要进行利益分割。从旧体制当中孕育而出的新经济公司最初的DNA,决定了它是否能够长大

  胡延平:讨论着讨论着似乎又有点悲观倾向了。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在发展过程中肯定问题不少,但是从基本面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张树新:是的,基本面依然趋好。目前虽然全球经济不太景气,虽然纳斯达克一跌再跌,但是这些和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促动整个经济系统转型的历史过程没有关系。纳斯达克只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是全部。整个社会经济对于信息系统的需求在逐渐提升,而这种提升在一定的程度是会产生质变的,质变的结果就是人类终于走向信息社会。在此过程中也一定会带来一个健康的新兴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永远有泡沫并且不断在波动。资本市场的特定属性导致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产生过度投机问题,而到一定程度又会被过度抛压然后再返回到正常的水平来。如果从长线看,资本市场曲线从30年前到今天总体上一直在往上走,信息技术的需求也是有这样一个波动向上的发展曲线。这是问题的基本面。

  胡延平:从长远来看,就像你在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杠杆去撬动和重组中国巨大的传统资源,使得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与跨国企业对接,不仅是中国传统企业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

  张树新:是的。比如我下面重点讲到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杠杆问题。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有两个杠杆可以利用。第一个杠杆是产权制度,让民营企业和外资大量进入各个产业领域。第二是信息技术杠杆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

  胡延平: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两个杠杆往往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张树新:大量国有资源处在半封闭、半市场化、半沉淀状态。过去人们在讨论如何解决国企出路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从产权资本角度考虑,比如一些舆论提出要把国企分光、卖光,改组上市。分也好,卖也好,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企业还是处在原有的产业结构下,业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它解决了产权制度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产业结构与管理制度问题。

  胡延平:那麽,在用信息技术杠杆推动产业结构重组,对国有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中,几个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张树新:去年以来我们参与了不少大的行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操作案例,到现在我们发现它们的核心往往不是电子商务,而是用信息化杠杆把原来不太有效的市场流通、资源组合变得更加有效化了。

  胡延平:所以可不可以这麽说,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同时伴生着信息化带动市场化的历史过程。信息化不简单是一个技术、商业问题,而是深入体制、机制层面的一场制度革命。我们曾经专门研究过高科技产业的信息化问题,后来我们发现,高科技产业信息化的首要障碍是市场化并不彻底,而信息化反过来对于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大有帮助。如果把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点连成一线,中间的支点就是信息技术与信息化,这是一个完整的显性杠杆,从表面上看它解决的是企业业务的出路问题。隐性杠杆是什麽呢,是资本杠杆。一般情况下,希望通过实施电子商务完成体制转换的国有企业不太愿意过多谈到资本,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后台问题。就像您所分析到的,资本杠杆完成的是资源置换和产权转换的制度功能。

  张树新:最终要通过建立一个非常关键的法人治理结构来确保这一点。这个结构首先一定是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成份;第二设计的制度本身一定要跟国际接轨,有制度的优势,比如说期权制度;第三就是一定要让所有的传统资源持有者,在新的的这一块蛋糕当中跟你达到利益和价值的平均、平衡,否则很难成功。

  胡延平: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既要融合重组,也需要进行利益分割。

  张树新:有很多关键点。比如在一个煤炭电子商务的案例当中,如果当地的10家煤炭生产单位没有成为股东,如果这10家煤矿都不是跟这个煤炭电子商务公司签约唯一支持他用信息技术做煤炭流通,如果它不是把相关的煤炭进出口公司与流通渠道确实改造并逐渐替代,他都不可能成功。还有另外一些关键点,假如他的制度和团队是旧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假如他还是国企控股,他也很难成功。所以这样一个案例当中有非常多的特殊逻辑,从旧体制当中孕育而出的电子商务公司的最初的DNA,决定了它是否能够长大。

  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展开

  谈信息化的人大多在谈技术问题,谈国企改革的人大多在谈政策问题,谈资本市场问题的人大多在讲金融、金融衍生工具,很少有人把这三个坐标放在一起来谈,把中国社会改革、市场化进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中国入世、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等问题放到一起来谈

  未来5年是中国产生最大质变的5年,中国大量产业都要在全球经济的坐标中重新定位,而这个重新定位又伴随着信息化这一主题。这个时候再来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我们会发现这个国策的英明与前瞻性,哲学思考非常的准确,但问题是现在并没有战略实施系统

  胡延平:联和运通的正式亮相选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一个星期。WTO也是眼前产业界、投资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你对11月以后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有什麽判断。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及其以后的几年变得非常关键。

  张树新:目前最重要的外因就是WTO,WTO给我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管你准备好没准备好,你就加入进了全球经济循环。而WTO最核心的问题并不只是简单利用外资或者市场开放,而是我们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情。

  胡延平:WTO的核心精神是自由市场经济。

  张树新:对,核心就是国际规则,核心是规则,规则不是由咱们自己制定。加入国际经济循环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

  胡延平:单纯从企业角度讲,必须尽快塑造高质量的竞争主体参与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所以,我们前面讨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核心问题,其实在很多时候与另外一个命题是缠绕在一起的:下一个十年,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张树新:过去大家经常讲我们怎么迎接WTO的挑战,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要么讲到行业问题,要么讲到管理问题,要么讲到人力资源问题,但是谁从整个系统分析过这方面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后来我跟经济学家陈禹聊天,中间谈起大家都读过的一本书,是一位信息系统专家的专著,名叫《复杂》。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我们需要去求解、把握的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今天所有谈信息化的人大多在谈技术问题,谈国企改革的人大多在谈政策问题,谈资本市场问题的人大多在讲金融、金融衍生工具,很少有人把这三个坐标放在一起来谈,把中国社会改革、市场化进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中国入世、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等问题放到一起来谈。

  胡延平:我认为您刚才讲到的三个坐标的观点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解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的很多问题,就必须观察整个大系统的变化,用立体的思维和观念去判断各种主要的变量。我们需要三个坐标,第一个坐标是资本,第二个坐标是国企改革,第三个坐标是信息化。

  张树新:所以,像WTO因素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新的纬度上想问题。新的纬度的内涵很多,比如就像你讲的,IT全球产业分工的阶段性调整,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等,都是需要参考的重要因素。未来的5年,入关之后的5年,是中国产生最大质变的5年,我们要逐步开放金融业、电信业、传媒、保险业,开放几乎所有大的服务贸易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要看WTO的时间表,中国所有大的产业都要在全球经济的坐标中重新定位,而这个重新定位又伴随着信息化这一主题。

  胡延平:对中国来讲,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这四个化是同时存在和进行的。

  张树新:这个时候再来看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我们会发现这个国策定的是对的,哲学思考非常的准确,但问题是根本没有战略实施系统。国家如此,产业投资界也是如此,所有人都在谈一个问题:投资,但是投什么呀,如果不研究清晰整个市场的形势就没什么可投的。1998年以后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几乎全军覆没,现实情况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第二部分 资本机遇

 

  积极把握产业重组结构调整当中的资本机遇

  价值冲突与利益平衡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核心。信息化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总结起来也就是说:当它能构成在一个新的态势中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有可能,否则可能是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只能是工业化中的点缀或者花瓶每一个微观商业模式设计,都要考虑这种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平衡,这是一场根本看不见硝烟的革命,既然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怎么能够兵不血刃,国企深化改革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核心

  胡延平:前面你在讲问题的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讲机遇。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无论是哪一个化都意味着变革和与此相应的商业机会。总体上有一个感觉,基于对大势的判断,大家都在同不同方面尝试把握新的机会。杠杆理论是其中之一,而你在杠杆理论中讲到的产业重组、整合观点,与前段时间几位学者有关中国资本市场机会的一篇对话颇有相互呼应的味道。那篇对话当中讲到,中国现在有1200多家上市公司,大多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机会,而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会之一。而这些企业再造,就像咱们在前面所讨论的,要从业务的战略转型和资产重组两个角度同时进行。

  张树新: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也是一样,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不只是换换资产,造造概念就完了,企业再造首先是管理升级,业务升级。中国企业的金融转型机遇和产业整合机遇只有融为一体的时候,才能真正地成为机遇。在资产重组的时候,必须进行产业结构重组,这就需要造就一批新企业家来驾驭局面。

  胡延平: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三个机会当中,除了产业重组和公司再造,第二个机会他们称之为控股权买卖和国有股、法人股升值,第三个机会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机会。这三大机会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机会。感觉你们目前的业务规划和这三大方向都比较吻合。

  张树新:实际上这些都是建立在市场分析基础上的。我们一直在总结一件事情:什么样的行业是可整合的,怎么样做整合才能够真正成功。我们的结论和概括非常简单,对于每个行业和每个企业而言,信息化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总结起来也就是说:当它能构成在一个新的态势中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有可能,否则是工业化带动信息化,甚至不是带动,信息化只是花瓶与摆设。所以,记得我们曾经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信息化这个部门在企业里面是成本中心还是利润中心,如果是成本中心,它对其他部门业务的支持力度有多大,有没有改造整个组织、业务流程的能力,有没有带动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可能。这是企业信息化的核心问题。

  我们一直在谈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样的核心问题,但是带动两个字谈何容易。在市场、企业的运营过程中间,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从资本结构设计,到对原有业务的理解,到对新业务结构的把握,到前前后后的平滑过渡等等,中间有很多环节存在断点和价值的冲突。整个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当中,正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之上构架新的价值平衡,这个价值平衡里面充满了价值冲突。而每一个微观商业结构设计,都要考虑这种利益和价值的重新平衡,这是一场根本看不见硝烟的革命,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怎么能够兵不血刃,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核心。

  过去五年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序曲

  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观念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其实最关键的方面,在很多的场合,我都对人讲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对于整个中国产业的真正的冲击,其实是它的制度优势

  互联网为我们的观念打开了一扇窗,包括文化观念,包括方方面面,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实际上伴随internet商业这个载体,风险投资正式进入中国,这对中国本地创业投资市场的启蒙和发育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胡延平:我们再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一种比较积极地评价是:互联网产业是中国社会内部最有活力的一个产业分支。你伴随这个行业的发展一直到现在,如果今天回过头去总结一下,你认为过去5年多时间以来,internet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张树新:我们讲这是贡献不大但是声音很大的一群人。这个行业的规模其实很小,因为前前后后所有的投资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亿美金,风险投资这5年投下去的简直是一点点。但是整体而言,网络信息技术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第二个十年的信息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相当深远。在九三年,中国成立国民经济信息化联席委员会,包括推出“金系列”工程,包括金卡、金桥、金关、金税。迎合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九十年代是全世界最迅速的。其中包括计算机、有线电视、互联网、移动电话、电子商务,而信息产业是在九十年代变成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而中国也在九十年代末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IT市场。九十年代的后期,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观念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其实最关键的方面,在很多的场合,我都对人讲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对于整个中国产业的真正的冲击,其实是它的制度优势。

  胡延平:你以前也这麽讲过,互联网产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体制活力和创新精神,具体怎麽理解呢?

  张树新:不管怎麽讲,所有的.com公司从第一天起就是法人治理结构清楚的,第一天起就是西方会计制度,从第一天起就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账的,从第一天起就是国际化的,也从第一天起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但是非常的不幸,它们是建立在业务的沙滩上的,为什么?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互联网在全球对于产业的影响是对于电信、传媒以及商品流通方式(大家叫Bto B或B toC)通过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而实现原有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产业重组与市场增长。因而,互联网的洗牌作用非常明显。这种洗牌有从业务角度,也有从资本角度的。其实,Internet最重要的效用是由于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技术的融合所带来的巨大的洗牌效应。但是这一点就像前面讲的,在中国不可能充分发生,为什么?非常关键一点,不论电信还是传媒,还是商品流通市场,在中国都并非开放市场。沃尔玛特要想进中国是要经过种种批准,外经贸部在WTO前从来没有开放过这样一个市场。中国也从来没有开放过电信市场,更没有开放过传媒市场。所以Internet本身的工具化的重组作用,在中国由于大量的传统资源是板结状在体制内,其关键作用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

  胡延平:但是它制造了巨大的传播效益。它的发展所真真正正带动的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革是观念的普及。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变革观念的深入人心,还会再度促使各个社会领域产生质变。

  张树新:因而实际上,Internet对于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冲击。我觉得在中国,Interrnet五年以来其实起到的更多的是文化作用、普及作用和观念作用,还有就是对创新的鼓励。讲一个笑话,中国一直在讲鼓励创新,硅谷的形成是从各个角度都鼓励创新的结果,它是一个大量创新的自由精神与创新思维在各种完整体系的哺育下所产生的一个产业聚集地。在中国,再也没有一件事情能比这个更能鼓励创新了,就是你有一个idea,就给钱。我想这是对创新一种极致鼓励,但并不等于它一定能形成很成功的商业。

  在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来分析互联网。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它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已经对传统服务贸易形成了全面冲击,这些服务贸易包括金融、保险、电信、传媒以及商品流通。那么这样的针对服务贸易的冲击会形成新的服务商业,而这种服务商业都有几个特征,其中包括全球化、信息化,包括重新进行国际专业分工和站在全球视角来重新配置资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形成这样的服务贸易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芯片设计以及设备制造业。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结果,在美国,Internet对于整个传统产业的重组产生质变的效应,很大程度来讲是基于规模用户效应。那么95年的时候,美国Internet的用户是三千万人,到了2000年底达到一亿用户。在三千万到一亿用户之间,产生了许多巨大的公司,不论是AOL还是ebay还是亚马逊网上书店,不论资本市场是怎样过度投机,不论是过高还是过低的估计,作为一种业务模式,作为一种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市场创新,它们确确实实有巨大的存在价值。但这些价值都是在三千万用户的基础上才逐渐发生的。

  胡延平:中国今年年底互联网用户才达到三千万。

  张树新:所以过去五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只是个序曲。互联网为我们的观念打开了一扇窗,包括文化观念,包括方方面面,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实际上伴随internet商业这个载体,风险投资正式进入中国,这对中国本地产业投资市场的启蒙和发育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那麽,这个序曲以什么为标志呢?就是3000万的用户数量。从3000万至1亿用户期间,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开始翻身。美国在线是在1997年10月份正式盈利,在此之前赔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可能将来在未来很伟大的公司,孕育和成长起来了。中国互联网用户到达3000万是今年年底。所以,明年你开始融资开一个internet公司还来得及,十年后你可能是互联网产业里的联想。

  胡延平:正可谓95年太早,2001年不晚。

  张树新:从这个角度讲,预热和序曲是2001年前中国信息化的真正的主题,而在这个预热和序曲当中,一波又一波人前仆後继,有了一点一点经验积累,带入了风险投资。因此,和过去相比,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非常积极地变化。包括今年年底,创业投资基金向外商逐渐开了口子,大量国有资源的开放和公平流动也出现了一点点可能,

  到今天为止中国创业投资界有三拨人

  全世界都知道政府是不能做风险投资的,政府应该是管理财政的,所以这些钱跟着那些舶来创投跟风投资.com进去的,已经套牢了,没进去的拿在手里没敢动,基本上就沉淀在那儿了,他们最大的问题既无管理队伍,又无业务判断,体制、机制也和国企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

  硅谷创投和国内创投比环境不同,起点也不一样。第一他们的决策与管理者是本行业的专家,第二他们有企业家,第三也是很关键一点,这种创投大量投资的是那些叫做原创技术的东西。第四他们有一个资源庞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那麽多优秀的原创技术,中国怎么会有硅谷似的创投

  胡延平:迄今为止,你对你身边的投资同行怎麽看,你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业投资总体上处在什麽样的发展水平?

  张树新:假如将来确实会出现很多伟大的公司和行业的话,今年年底之前的产业历程是他们诞生和发展的序曲。回到投资界,到今天为止中国创业投资界是三拨人,第一拨是舶来品,和.com的CEO们是一模一样的人,他们自己没有做过企业,他们没有做过创业,他们本身并不了解中国,然后就在一个没有任何投资哲学的前提下开始了一阵跟风,几乎全军覆没,当然也起到了风险投资教育的作用,带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这些来到中国的创投,他们的命运和和.com有点相像。

  第二类是政府创投。在昔日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各地政府、科委用原来的一部分技改和拨款资金做为基础,后来逐渐有一些当地的企业参与和机构介入,构成了由政府部分主导的创投。这一点是最奇怪的,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政府是不能做风险投资的,政府应该是管理财政的,所以这些钱跟着原来那些舶来创投进去的,就折了,没进去的拿在手里没敢动,基本上就停在那儿了,他们最大的问题既无管理队伍,又无业务判断,体制、机制也和国企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

  第三类是上市公司的投资机构,或者是二级市场部分用来做投资的私募基金,以及用来给上市公司配股和做题材的投资资金。如果是用做题材的心态,2001年的中国A股整体状态已经给了这类投机心理很大的下马威。

  胡延平:那末第一类国外投资者和第二、三类国内投资者有什麽不同?

  张树新:我们主要可以分析一下硅谷创投的情况。环境不同,起点也不一样。第一他们大多是本行业的专家,第二他们有企业家资源,第三也是很关键一点,你会发现在硅谷,在美国,在海外,那么的这种创投大量投资的是那些叫做原创技术的东西。假如中国根本就很少那麽优秀的原创技术,中国怎么会有硅谷似的创投。第四他们有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这个市场是什么,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因为跟我很熟的人都知道,我是力主在很多企业中启用职业经理人的,但是经常出现很多问题,为什么?前两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企业家,什么叫资本家,什么叫职业经理人,什么叫创业者,我们把这些名称满天飞,但是也没有谁能够非常准确的把他们都给说清楚。我发现一个事实,盖茨是创业者,他过渡到了职业经理人,他自己兼CEO,他过渡到了企业家,他也是资本家,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充分完备的资本市场、完备的商业社会环境是大企业成长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唯一的条件,资本市场只是企业发展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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